国内对学术腐败问题的研究和讨论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进入新世纪以来，各种学术腐败现象日益加剧，严重影响我国学术界研究风气和健康发展。为此学界对惩治学术腐败、加强治理的呼声更加强烈，众多学者积极探讨问题产生的原因，并寻求治理对策。以下就近年来相关研究进行分析概述，希望有助于更深入的思考和讨论。

一、关于学术腐败产生的原因分析

(一)社会环境原因

社会转型期的制度缺陷与各种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是学术界各种问题产生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根源。纪宝成(2005)认为，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各种竞争机制、各种良好的约束机制尚不健全，道德价值与现实利益追求的不协调，引发了人们普遍的浮躁、急功近利和唯利是图的心态，使整个社会价值观出现畸形，各种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是各种学术腐败产生的大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根源。蒋寅(2009)认为，权力腐败盛行、经济秩序混乱、法律威信下降是滋生学术腐败的土壤和社会大环境。

(二)学术管理体制原因

近年来学风的急剧恶化，包括学术活动中各种弄虚作假行为和学术的日渐泡沫化，很大程度上导源于主管部门过多的行政行为。学术管理体制存在诸多缺陷，是产生学术腐败的制度根源，这是学者的一致看法。

顾海兵、张国功认为我国学术领域存在的诸如腐败、钱学交易、权学交易等严重问题的主要根源是学术管理仍沿袭计划经济时代的行政化管理体制，所奉行的是以权力为资源、以利益为目的的“准官场”权力游戏规则，教育行政部门评审重点研究基地与跨世纪人才不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管了不该管的事情;教育行政部门权力过于集中，审批过多。

学术腐败的主要根源。由于社会发育不良，我们的学术体制仍然是官本位制，学术机构的行政权力绝对压倒学术权力，掌握行政权力的学者们，利用自己手中掌握的主持和参与职称评定、课题立项、成果鉴定等工作的便利，不正当、不合理地行使职权，从而导致学术腐败。

(三)学术评价方式原因

在整个学术制度存在弊端的背景下，我国学术评价机制尚存在许多不健全、不合理等问题，也是诱发各种学术腐败问题的主要因素。

周兆军、韩东屏等认为目前我国在学校和科研单位评级、学科建设评点、教师与科研人员考核与职称评定、学术成果认定等普遍盛行的是以指标量化为主的评价方式。这种只重数量不重质量的评价方式，不仅极易使学者变得急功近利，浮躁不安，不愿潜心去做那些难度大、周期长的研究项目或科研课题，只愿做短平快式的研究，而且还使一些人在重压之下，不堪重负，开始走歪门邪道来达到那些考核评审所需的量化指标，他们或托关系找门子讨要课题、发表论文、出版书籍，或通过手中职权或职业便利达到上述目的。

胡杨(2003)指出学术共同体内部激励机制的功利化，同行评议制度的约束机制失效，学术论文和项目片面量化管理，重量轻质的激励机制对部分学者以投机取巧的不正当手段“制造”成果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李伯重(2005)认为对学术一词理解混乱，学术标准与规范的长期缺失，是导致我国学术滥化的主要原因之一。由于缺乏对学术标准的科学认识，从而在我国出现“全民学术”景观，撰写学术著作，变得人人可为、处处可为、时时可为、事事可为。各级各类职称评定均以发表学术论文为评价标准，虽然全民皆学术，但却是大量的低水平重复，鲜有精品问世。

(四)学术监督惩处机制缺失的原因

许多学者认为长期缺乏统一的学术规范、学术监督和惩罚制度缺失是各种学术腐败问题愈演愈烈、屡禁不止的主要原因之一。

1．缺乏统一的规范，规范的执行乏力

一些学者认为我国一直缺乏一套公认而有据可查的权威性学术规范文本，使得许多人因不知规范而违规。这种情况直到2004年教育部颁发《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试行)》之后才有所改变。兰刚认为虽然近年来教育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各大学学术委员会等都出台了相关文件和规定，但是这些规定普遍存在操作性不足，惩戒性不足等问题。惩罚方式也只限于行政处分且缺乏明晰的处理标准和程序，使得该制度对学术不端行为的约束与惩罚的力度非常有限，制度的这种乏力性，反过来又消减、弱化制度本身的公信力和制约力。

2．违规成本低，收益大于违规成本，从而使其愈演愈烈

叶素文、姚继军等从经济学视角对学术腐败行为进行了成本－收益分析，并通过对其混合博弈模型分析，认为根据理性人假设，目前缺少有效的监督机制及监督机制的乏力，学术违规行为在其风险博弈之中的收益远远超过其风险成本，这是学术违规行为发生的内驱动力，并进而日益泛滥。

张建华认为出于成本与收益比较，制造学术次品的成本远远小于创造学术精品的成本，而二者的收益差距却不大，而且其收益甚至会大于学术精品的收益(短时间制造多篇，或是一稿多发收益明显大于打造一篇精品)，他当然会选择前者。

王行宇、卢晓蕊也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分析认为，我国对学术违规行为的治理存在严重缺陷。对于大部分的轻微学术违规行为而言，其被发现举报的几率极低，在现有规则下学术违规行为的收益远远大于成本，因此学术腐败行为在我国愈演愈烈。

(五)学术出版管理的原因

在众多学者重点从学术体制等方面探讨其原因时，也有一些学者注意到现行出版体制的制度缺陷、学术期刊公信力的弱化等问题也是助长学术腐败行为蔓延的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应引起学界的普遍重视。陈得媛、张莉莉认为学术期刊的灵魂缺失、功能异化、期刊评价被滥用等失范现象日益突出，学术期刊的学术公信力和声誉的不断下降，成为学术腐败和学术泡沫的载体和助推器，学术出版者控制职能的弱化，是学术次品、劣品乃至赝品问世流传的最直接、最关键的因素。

杨玉圣(2006)认为随着高校系统推行的以数量化为导向、“以刊评文”为基本模式的学术评价方式的蔓延，学术刊物成为学术权力的掌控者，面对各种诱惑，目前个别学术期刊(包括编辑)即利用学术权力进行公开或隐蔽的权力寻租，从而使学术腐败更加猖獗。李士金、黄晓伟也指出面对各种学术需求市场的异常快速增长，有少数期刊“编辑的责任已经失落到令人震惊的程度”，更有甚者，有少数期刊大搞权力寻租，进一步加剧了学术腐败之风的蔓延和泛滥。笔者也曾指出一些期刊编辑或责任意识淡漠，主体意识缺乏，对学术不端行为姑息迁就;或学术规范意识不强，对一些不规范的行为疏于矫正;或因专业素质与能力所限无力发现或优化完善，使得学术期刊的控制职能不能有效发挥，导致一些学术伪劣产品传播泛滥。

(六)学术从业者个体素质原因

在各种体制性压力之下，学术主体道德底线的失守，是发生各种学术不端行为的内在因素。韩东屏、陈笑一认为学术道德意识或学术规范意识缺失，学术价值追求的迷失和偏离，学术道德教育长期缺失，学术史意识匮乏是导致学术主体直接产生学术腐败行为的内在原因。

常亚平、蒋音播通过实证研究认为显著影响学术不端行为的个人因素有:同行中学术地位、教学工作压力、科研考核压力、个人了解相关规范和获取更高职称的压力。认为内因主要有:个人利益的驱使;诚信教育与学术素质的缺乏;创新能力的匮乏等。

二、关于学术腐败问题的治理对策探究

(一)完善学术管理体制

针对我国学术管理体制存在的种种弊端，许多学者在深入剖析现行学术管理体制种种问题后，就改革学术管理体制提出了许多建议和思考。

葛剑雄(2002)认为要从根本上治理各种学术问题，转变学术腐败等不正之风，彻底清除学术腐败和不良学风产生的外部条件至关重要，要消除近年来高校跨越式发展，重量不重质的弊端，要改变片面要求唯数字论的职称评定方式，要扭转片面要求年轻化等考核形式。

顾海兵(2002)指出应坚决摒弃集权式学术管理制度，减少行政干预，取消各种学术委员会僵化的终身制的各种权力，应减少行政部门对各种学术基地、重点学科、学术带头人等的审批。行政部门要立规则搞监督，少评优多劣汰。蒋寅(2009)认为要改革学术体制，减少学术运作中的政府行为，保证学术的自主发展，淡化学术运作中的官本位意识，使政学分开，逐步实现学术自治和学术运作的独立。

(二)健全学术评价机制

针对学术评价体系存在诸多不合理、不健全的问题，许多学者就建立健全科学的评价标准和体系提出以下建议和对策。

纪宝成(2005)认为，一要坚决摒弃简单的量化管理方式和手段;二要着重看科研成果的社会认可度和影响力，注重同行评价和介绍、学术界的引用率以及成果转化情况;三是尊重研究者的原创性劳动建立健全成果保护制度与监督体系。

蒋寅(2009)、周兆军等也都认为必须改革唯数字论的、僵化的学术评价体制，应建立科学的、多元的、“非量化”的评价体制，为学术研究创造宽松的环境，以促使学术研究真正回归其学术的本质。

(三)完善监督与惩处机制

兰刚(2009)认为要提高各种规范的效能，就应进一步加大处罚力度，明晰处罚的标准与程序等，以增强制度的约束力和公信力。

姚继军、张建华、王行宇等许多学者认为，要从根本上遏制学术腐败行为，就需要进行制度改进以改变学术腐败行为的成本———收益比较。对学术违规者来说，就是要在目前收益不变的情况下，增大其学术违规行为的成本;而对于被侵权者和举报者来说，要降低其举报的成本，提高其举报的收益。

(四)规范学术出版市场，构建科学合理的期刊评价机制

1．改革学术出版体制，构建科学合理的期刊评价机制

面对学术期刊控制职能弱化、失范行为日益增多等问题，许多学者提出应改革学术出版体制，构建新型的科学合理的学术期刊评价机制，以规范学术期刊的出版行为，在出版环节杜绝各类学术问题的发生，净化学术市场。

杨玉圣(2006)提出要改革以刊评文的僵化评价模式，避免学术刊物形成权力，改革简单量化的核心期刊的评价方式，弱化核心期刊的权力优势，避免权力寻租与腐败。蒋寅(2009)提出应取消“核心期刊”和各种行政手段的定级制，不将转载、文摘作为学术评估的硬性因素。并应取消学术期刊的专职编辑制度代之以国际上通行的兼职方式，以此来弱化编辑的学术权力。

苏新宁提出应采用指标体系赋权进行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的评价，庞景安、王小唯等提出利用层次分析法对期刊进行评价，俞立平、潘云涛等提出在期刊评价中应慎重选用一些基于排序的评价方法和基于相关系数的单一的评价方法，应将多种评价相互结合，多种评价可以互相补充，长期共存。

2．提高学术出版者的控制职能，严格防范学术腐败行为

许多学者普遍认为在净化学术市场、推进学术规范进程中，学术期刊要勇于担当学术规范的责任，采取多方防控措施，提高学术出版者的控制职能，尽量从源头上杜绝和遏制各种学术腐败行为。黄晓伟认为首先应提高编辑的素质。这其中包括编辑自身学术能力的提高和学术规范意识的提高。加强编辑的思想道德素质教育，防止编辑审稿权力的寻租。蒋巧媛、黄小妹、史成颖等提出在期刊出版过程中，编辑要严格执行审稿制度，合理遴选审稿专家;严格执行学术规范，加强编者对作者学术规范的引导，使制订的学术规范落到实处;提高编辑的职业道德，以有效减少学术失范作品的“诞生”。黄松提出学术期刊应加强自律，应高度重视审稿工作，并且在学术期刊行业实施防止学术腐败的准入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从源头上不让学术腐败行为有可乘之机。李喜婷认为杜绝学术腐败必须建立健全机制，应建立责任编辑把关制度，建立作者作品登记制与出版物证明制度，建立合理的奖惩制度，加大打击力度。还有学者提出应将“文责自负”改为“文责共负”，建立以作者责任为主，编辑出版者责任为辅的责任共担机制。

(五)加强学术道德建设，构建学术诚信机制

加强学术道德建设，努力构建学术诚信机制，是治理学术腐败问题的根本途径，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环。

周兆军指出在各种约束手段中，更有效的行为约束是道德自律，对学术腐败现象，除了进行政策调
整、舆论监督之外，更应注意从伦理上进行矫治，即通过强化学术研究者的职业精神与职业道德，引导和
教化其发扬本心、扩充善性，以规范和调整其在从事学术研究时的内心秩序。

黄军英、黄育馥等认为在加强各种制度建设的同时，加强学术道德建设，提高学术人员的自律意识，构建诚信研究的制度文化更为重要，而学术诚信教育从大学阶段就应开始，让其从一开始就形成正确的学术研究方法和坚定的诚信理念，以从根本上遏制其不端行为的发生。于江平等许多学者也都呼吁要进一步完善学术研究规范，科学共同体成员应加强自律，共同坚守规范并强力监督违规行为，以共同维护并努力营造诚信的学术氛围。

通过对近年来研究的梳理与回顾，可以看出学术腐败的存在与产生有深层的制度根源和多方的社会综合因素。众多学者就治理学术腐败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思考与建议，但是对其治理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需要从整个社会体制发展、学术管理体制的完善、学术评价机制的合理构建等多方面综合治理，在我国目前诸多社会体制尚存缺陷、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法律制度尚不健全、高校制度改革有待深入的社会大环境下，有效根治学术腐败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