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则“全国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报告引起了广泛关注，报告显示，学术不端行为已成为普遍现象，相当比例科技工作者对此持宽容态度。

新闻介绍说，我国过半数(55.5%)科技工作者表示确切知道自己周围的研究者有过至少一种学术不端行为。与此相比，在美国和挪威的相关调查中，分别只有27%和22%的被调查者表示知道周围的人有过科研不端行为。
不难看出，科研不端行为在中外学者身上都不同地存在着，只是程度有差异，表现有不同。正视这一差距，或许有助于我们找到一条更好的学术之路。

张保生先生介绍的一个事例可以管窥中外学者在学术道德上的差异。他和一位美国律师合译了《哈佛法学评论》的一篇论文，其中注释占了80%的篇幅，正文只占20%。美国学者有言必注，惟恐哪句话别人说过而未加指明，与国内一些学者大搬他人文字却脸不红心不跳的做法形成鲜明对照。但是，如果放在国内，如果一篇论文正文只有20%的话，恐怕是很难见天日的，也不容易被期刊认可。

这与我国学术产业化现象的愈演愈烈有关。当下，学术研究和学术成果逐步衍变为可以用金钱直接置换的东西，变成了如同工厂批量生产的商品或者用化肥催生出的蔬菜，引发了“学术大跃进”现象，出现了大量的无病呻吟、千人一面、剽窃抄袭之作，而少有精品创新之作。因此，“宽容”学术不端似乎有了心理的支撑，尽管这是一种畸形的心理。学术仅仅是一种谋生的手段而不是文化知识积淀的自然升华，更不是主体创造的自觉。在这样的逻辑下，学术的意义自然不在大家的考虑之内。

客观地说，抄袭、拼凑的学术泡沫和学术交易严重泛滥，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低水平重复出版，制造论文垃圾，加上以论文论英雄的学术评价机制，使学者沦为生产论文的机器。论文成了为了写作而写作，学术造假应运而生，助长了学术不端和学术腐败行为的蔓延。

有人明确指出，我国每年发表论文十几万篇、专著近万部，但其中90%没有什么创新，只是东抄西凑。如此一来，学术道德就被忽视甚至是被有意遮蔽了。近来出现的大学副校长抄袭丑闻，在笔者看来，更能印证我国学者对待学术不端的漠视态度。

应该指出，真正的学者是有道德含量的，学者不仅仅是一种职业，更是一种道德形象——维护正义，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作为知识与真理的发现者与传播者，学者的言传身教对社会和受教育者有着深远的影响。如果不突出学术道德，整个学术界和知识界恐怕会陷入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循环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