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与“抄袭”之间没有明确的界线吗？面对近年来文学界、学术界层出不穷的抄袭事件，这恐怕是读者最感疑惑的问题，也是近期围绕类似事件展开的最具争议的问题。实际的情况是，很多抄袭事件最后都以“引用”或“过度引用”的理由不了了之。这样很可能导致假“过度引用”之名的“抄袭”之风盛行。鉴于此，有识之士正在不遗余力地呼吁相关法律法规持续跟进，并使其进入规范运行轨道。

 尽管如上海市文联权益处处长张泽刚所言，目前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对“过度引用”与“抄袭”尚没有做明确界定。但对“引用规范”问题，是有具体规定的。我国《图书、期刊版权保护试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十五条指出：引用非诗词类作品不得超过2500字或被引用作品的1/10；引用一人或多人的作品，所引用的总量不得超过本人创作作品总量的1/10。《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22条规定，使用他人作品，“应当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并且不得侵犯著作权人依照本法享有的其他权利”。《著作权法》第27条关于学术论文的“适当引用”的规定，也指明引用必须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

另外，我国《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试行）》“学术引文规范”也指出：“引文应以原始文献和第一手资料为原则。凡引用他人观点、方案、资料、数据等，无论曾否发表，无论是纸质或电子版，均应详加注释。凡转引文献资料，应如实说明。学术论著应合理使用引文。对已有学术成果的介绍、评论、引用和注释，应力求客观、公允、准确。伪注，伪造、篡改文献和数据等，均属学术不端行为。”

相比而言，国外的法律法规在强调引用注明出处外，还特别强调论文或论著是否有独创性。英国的版权法强调保护独立完成并且有足够创作投入的作品，要求作者必须有一定的“技巧、判断或劳动”；美国著作权法要求受保护的作品，不仅必须是独立完成，而且必须有最低限度的独创性。事实上，我国《著作权法》也规定作者在引用时“所引用部分不能构成引用人作品的主要部分或实质部分”。很显然，如果将别人研究成果，亦即文章的实质部分据为己有，捞取个人利益，那就失去了独创性，写出的论文或论著轻则是学术垃圾；重则就是剽窃、抄袭。

在上海市新闻出版局版权处处长薛彬看来，所谓引用，首先必须承认所引用的内容来自于他人的作品，而抄袭则是将他人的作品当成了自己的创作，两者主观上完全不同。其次在适当引用时，必须与过度引用区别开来，通常用三步法来考量引用的适当性，一是引用的性质和目的，二是被引用部分的数量和质量，以及在作品中的重要程度，三是引用不得损害原作品的正常使用和原作者的合法权益。

她同时强调，《著作权法》为了保护社会的公共利益和促进文化的发展，对作者的权利也进行了限制，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合理使用和法定许可。“适当引用是合理使用的一种形式，它是指为介绍、评论某一作品或说明某一问题，在作品中适当引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时，可以不经作者许可，也无需支付报酬，但应当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并且不得侵犯作者其他的权利。”她进一步指出，《著作权法》保护作者因创作作品而享有的合法权益，作者在发现自己的作品被歪曲、篡改或者遭到剽窃、抄袭等侵权行为时，可以要求人民法院判定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

虽然如此，在采访过程中记者却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很少有抄袭事件诉诸法律解决，即使被抄袭的是贵为法律专业人士的论文，他们也选择了容忍。很多人的一个共同感慨是，打官司是打不起的。根据现行的《著作权法》，当著作权被侵犯时，被侵权者必须证明自己遭到了实际的损害，才有可能获得赔偿。这在小说、剧本等公开出版物中比较容易做到，如果论文或论著被人抄袭，却极难证明“利益受损”，从而得不到一分钱的赔偿。如果涉嫌抄袭的是国外专家学者的作品，就更是难以追究相应责任。

中洲律师事务所于德华律师表示，司法实践中，投入巨大精力打一场论文或论著抄袭的官司，被侵权人想要获得经济赔偿却几乎难于登天。“想要获得赔偿，首先要弄清楚”文抄公”从中获利多少，给原告造成多大损失。可是，抄论文和抄小说不一样，”文抄公”获得的利益经常是评了职称、获得毕业文凭，这虽然和利益有关，却难以量化。原告说自己受到了损失，也必须举证。可事实上，谁能拿出”我的论文被你抄了，我损失了多少多少经济利益”的证据？有的原告说自己受到了精神损害，可在这个领域里，法院很少支持。”由于现行的《著作权法》没有提出“惩罚性赔偿”的概念，而被侵权人又举不出证据证明经济损失，判决结果常常是“被告停止侵害，向原告赔礼道歉”。

于德华律师说，针对此类抄袭的制裁，经常是法院在判决后发出司法建议，由侵权者所在的单位对其进行行政处罚。可即使行政处罚真的执行，原告也只能出口气，却不会有任何补偿。花费大量时间、精力和费用，只换得对方给自己鞠一躬，这种赔本生意怎么会有人做？为数众多的“抄袭门”也正是在对“赔本生意”的畏难情绪中愈演愈烈。因此之故，有可能从根源上解决抄袭问题的《著作权法》，在论文或论著问题上却几乎没有发挥过作用。

鉴于此，近年有不少抄袭事件，最后诉诸“学术自治”。各高校纷纷成立了学术委员会或者教授委员会。但问题是，学术委员会基本挂靠在行政机构之下，“委员”往往由领导指派，没有独立活动的经费，也没有独立活动的权力，开展活动往往要听学校领导的安排。如此一来，诚如业内人士熊冰启所担忧的，学术委员会很多时候成为一个摆设，而在处理学术不端等棘手事件的“关键”时刻，则成为“枪手”，给人表面上是在进行独立学术调查的印象。相比而言，国外对抄袭事件的处理就很严肃。有一名学者在课题申请书中，引用他人的观点，但没注明出处，被认定为抄袭，被该学术基金取消其申请资格五年。

种种原因无法尽言。因此有业内人士强调建立论文引用伦理规则的重要性。在《中外法学》主编贺卫方看来，引用至少要遵循十条规则：学术引用应体现学术独立和学者尊严；引用必须尊重作者原意，不可断章取义；引注观点应尽可能追溯到相关论说的原创者；写作者应注意便于他人核对引文；应尽可能保持原貌，如有增删，必须加以明确标注；引用应以必要为限；引用已经发表或出版修订版的作品应以修订版为依据；引用未发表的作品须征得作者或相关著作权人之同意，并不得使被引用作品的发表成为多余；引用应伴以明显的标识，以避免读者误会；引用须以注释形式标注真实出处，并提供与文献相关的准确信息。

记者采访的多位法律界人士认为，如果想真正遏制抄袭，仅靠举报，上级人事机关、学术机关监督远远不够，它必须从根本上获得法律支持，这就需要修改《著作权法》，设定针对侵权者高额的惩罚性赔偿制度。诚如薛彬所言，著作权有着鲜明的财产性，抄袭、剽窃他人的作品，与盗窃他人实物性的财产无异。“抄袭行为不但应当受到法律的制裁，更应为社会公众所谴责。”